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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不动产登记资料谁能查?怎么查?国土部征求你意见 香港保单

2017-11-27 12:29

  原标题:你的不动产登记资料谁能查?怎么查?国土部征求你意见 香港保单为何受中产和高净值群体青睐?

  由国土资源部起草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征求意见。国土资源部相关负责人接受央视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制度是针对特定主体设计的权利保护制度,不是面向社会公众的普遍查询。

  根据《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办法(征求意见稿)》,权利人自身可以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以自己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号码或者组织机构代码等特定主体身份信息去查询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不动产权利信息。同时,有关国家机关可以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以不动产权利人身份信息对不动产登记信息进行查询。

  不动产登记资料,它不是对全社会开放的一个随意的查询制度,而是专门针对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和有关国家机关设立的一个特殊的制度。

  魏莉华表示,出台《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办法(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原因,是2014年11月24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颁布以来,不动产登记各项配套制度逐步建立完善,但查询的规定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制度规范。

  这个制度的核心实际上是不动产公示公信一个必然要求,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不动产交易安全,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的查询程序、人员与场所。其中,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原则上应当在不动产所在地的市、县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工作,不动产登记机构开展查询工作时不得收取费用。

  不动产登记资料主要是包括两类,一类就是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登记结果,还有一类就是不动产登记的原始资料。这两类都是在市县不动产登记机构,所以我们条例规定为了方便权利人查询,尽量到市县不动产登记机构查询。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负责不动产登记资料的查询、复制和出具查询结果证明等工作。同时,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在指定场所提供必要的场地并配备相应的设施,根据需要,可以在相关场所设置登记信息查询端口,提供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信息查询服务。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办法(征求意见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目前已经收到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110多条。据了解,《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时间是2017年12月9日。

  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魏莉华表示,下一步会根据各个方面的意见修改完善,尽快通过法定程序颁布实施。

  日前,财政部部长肖捷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撰文表示,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逐步建立完善的现代房地产税制度。同时,文章还提到适当增加地方税种,形成以共享税为主、专享税为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体系。税制改革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那么,下一步房地产税如何推进?个税如何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如何划分?

  2017凤凰网财经峰会将于12月2-3日召开,凤凰网财经专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对此一一解读。刘尚希将出席凤凰网财经峰会“十九大后的新增长周期”分论坛,敬请关注。

  凤凰网财经:财政部部长肖捷日前撰文表示要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对工商业房地产和个人住房按照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适当降低建设、交易环节税费负担,逐步建立完善的现代房地产税制度。您怎么看这部分表述?

  刘尚希:肖部长的表述对房地产税改革进行了大致描绘勾画,最终结果如何还要看全国人大立法。社会各方面都在探讨房地产税,各种因素都会影响房地产税的立法,肖部长的表述具有权威性。但房地产税很复杂,现在还没有到铁板钉钉程度,目前还只是一种预期。不过,肖部长文章里透露了几层意思:

  第一,房地产税和其它税的关联性,比如房产税是持有环节的税,交易环节的税可能适当进行调整联动改革。

  第二,按评估值来征收。一般来说,房地产税通常是按评估值征收,很少按面积征收。但到底怎么评估,谁来评估,评估周期、基准怎么确定,有待进一步明确。房地产税作为一个地方税种,不同的区域评估肯定不一样,可能让地方选择适当的评估模式、方法、基准,税率也可以由地方选择,像资源税一样。所以,房地产税不会是全国各个地方完全一样,应该是在中央统一立法的框架下,让各个地方能有空间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确定税率、税基以及征收具体办法。这就是肖部长在解读十九大报告里提到的充分授权,下放一部分税权给地方,包括房地产税在内。如果考虑这一层因素,房地产税的立法也有可能是框架性的立法,它不会很细。在框架性立法基础上,由地方依据中央统一的房地产税法具体化,让地方在房地产税这个税种上有更多自主权。

  刘尚希:立法现在到什么程度,我也不太清楚。它涉及到大家对房地产税的认识,以及房地产税与其他税种的联动。房地产税出台,其它税种可能要相对调整,比如交易环节税种是保留还是取消。中国这么大,各个地方差距也比较大,对不同地方影响也不一样,给不同地方带来的财政收入也不一样,不能孤立地把这个税种推出来,要统筹考虑地方税问题。同时,房地产税立法的进展还要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在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建设方面,房地产税既有房也有地的问题。

  我国土地所有制有两类,土地涉及到使用权,法律上怎么说清楚。此外,还涉及到纳税人,比如城乡全覆盖还是只针对城市征收、小产权房如何处理等。比如还有城中村,变成城区后,集体土地上盖的房子,其市价跟周边国有土地上的房子市价几乎没什么区别,这一类怎么涵盖?两种土地所有制下的房子性质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些都要考虑清楚。

  刘尚希:这些问题都有不同的认识。比如两种土地所有制,立一个统一的房地产税法,怎么都涵盖进去?再比如在北京二环内,一套小房子也是很值钱的,可能一平米十来万,但是住房拥有者不一定有收入,按评估值来征收,即使税率定很低,可能也交不起,那么又怎么免征、优惠?十九大报告提民生福祉是根本目的,房地产税虽小,但对经济、社会、民生和公平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小税种,大问题。所以,一定要考虑好方方面面的问题。

  刘尚希:那得看这些问题研究到什么程度了,要研究清楚了就快,要没研究清楚就慢。

  刘尚希:没有可以照搬的东西。法治环境不一样,起步基础不一样,老百姓的认识不一样,这个尤为重要。另外,我们国家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国外房地产税多数交给地方政府主导,而我们是中央统一立法,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照顾各个地方差异,这些都是难题,需要探索创新。

  凤凰网财经:很多老百姓理解征收房地产税是为了打压房价,征了房地产税,房价就会降,这里面存在误读,一些专家后来澄清,房地产税是作为地方税种增加税收的逻辑来制定的。您怎么看?

  刘尚希:作为地方税收来说,各地差异很大,对有的地方来说,比如深圳,如果征房地产税,税收会大大增加,但是它恰恰不靠房地产税来增加财政收入。而一些真正税源不足的地方,即使征收房地产税,也不会带来多少收入,从实际结果来看,是有悖论的。

  刘尚希:总得有理由,就是作为财产保有环节,这个税种对住宅而言是缺失的。从税制完善角度看,对财产保有环节征税,这个理由说得通,但也并非是非正不可,还得看具体条件。作为一个地方的税种,它比较稳定,税基不易流动,从税基稳定性来看适合于成为一个地方税种,有些地方发展起来了,税收就增加了,而对一些欠发达地方来讲,只能说是一个有增长潜力的税种,不可能是一开征立马能解决地方多少收入,实际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刘尚希:对,完善税收制度。针对财产征税是有必要的,这个对调节贫富差距还是有一定作用,但是这个功能是理论上的,实际作用涉及到税制怎么去设计,怎么去征收,这些都很复杂,并非有人想象的那样简单。税收调节贫富差距,它也是双刃剑,如果说税制设计科学,与征收能力匹配,它能发挥正面作用,若是相反,可能产生逆调节,加大贫富差距。不要有线性思维,以为这个税种一出就能达到调节的作用,它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前提条件不具备,可能适得其反,就像药一样,如果吃对了,叫对症下药;如果吃错了,反而招致新的病。

  凤凰网财经:目前有一些观点,由于可以出让的土地变少了,过去大量靠土地财政维持地方收入的路径可能难以维继,所以要开发一个新的税种,来对冲土地出让金下滑,维持地方收入水平。

  刘尚希:设想是可以的,但设想还得有可行性。另外,地方是不是非得要有一个主体税种,这在肖部长的解读文章里也提到了,未来的税收划分模式是共享税为主,专项税为辅,所以不要一根筋,非得要打造一个地方主体税种。中国发展很不平衡,各个地方主体税种都会不一样,怎么去打造?税制的全国统一性与发展的地域差异性如何结合平衡,难度是非常大的。

  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税是两码事,土地出让得差不多了,要打造一个新的税种,这是一种牵强附会的关联。土地出让金是财产使用权的转让,有没有税都得转让,不能白送,而转让土地就应该按市场方式,它与市场化、城市化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与房地产税没有任何关联,逻辑上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要说有关联,也只是涉及到税基确认的问题。

  可以预见,很多地方房地产税成不了一个主体税种,尤其在县域。还有在区域竞争情况下,如果地方有一点税收自主权,没有哪个地方会把本地房地产税率搞得很高,如果税很高,房子走不了,人就走了。当然,如果运用得好,房地产税可以成为调节城市人口的一个手段。

  刘尚希:重庆和上海试点很难说成功或不成功。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它无所谓成功或不成功,无非就是通过试点来摸索一些正反方面的经验,是改革的探索。

  刘尚希:益处就是试水了,针对个人家庭房产税征收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即使有教训,那也是有益处的。效果跟目标联系在一起,如果目标没明确,则无所谓效果。事先没有把目标定为打造成为一个地方主体税种,而是征多少算多少,也没有说要利用它调节房价,从房价角度也未发挥作用。它只是一个试点,不要拔得太高,试点就是改革中的探索。

  凤凰网财经:既然征收房地产税很难达到以上说的两种效果,而且设计过程又很复杂,除了名义上说完善税种的依据,还有什么理由来征收?

  刘尚希:任何一个税种都是这样,每一个税种都会涉及到系列复杂问题,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都是如此,没有人会说征税很简单。

  刘尚希:国家要有税收,必须完善税制。从整个税制或者地方税体系建设来看都必须去做,不是可做可不做。要完善健全地方税体系,也要使税收尽力发挥调节公平的作用。

  刘尚希:我不知道这种观点提出的理由是什么?是筹集收入吗?不是有房子就能筹集到税收的,必须有税源,有收入,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这个地区经济不困难,仅仅财政困难,老百姓比较富,这个观点还有一点意义,通过开征房地产税可以让地方筹集到相应财政收入。如果这个地方财政经济都困难,老百姓收入也不高,这个观点就毫无价值了。

  凤凰网财经:肖部长的文中还提出,科学确定共享税中央和地方分享方式及比例,适当增加地方税种,形成以共享税为主、专享税为辅,共享税分享合理、专享税划分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体系。具体中央和地方税种分享模式怎么合适?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问题如何推进?

  刘尚希:这个是指主要税种都由中央与地方分成,地方独有的专项收入都是一些小税种,所以现在要打破地方搞一个主体税撑起地方收入半边天的想法。现在的共享税模式具体比例可以调,增值税原来是七五、二五分成,现在调到了五五分成,所得税原来是地方六中央四,现在变成中央六地方四。具体怎么调,就要看中央与地方事权及支出责任划分情况。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清楚了,收入分享比例调整就有依据了。

  凤凰网财经:个税改革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具体进展如何?您认为个税哪些地方亟待调整?

  刘尚希:我也不清楚进展,不过方向十年前就定了,分类与综合相结合。我认为,一些分类征收的税目需要调整,比如五花八门的稿费、劳务收入等。不过舆论似乎最关注的是免征额,即俗称的起征点,这也引导政策老是调整起征点。个人所得税怎么改?首先是定位,个人所得税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一般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筹集财政收入,还有一个目标是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这两个目标怎么匹配取舍,是调节分配为主还是筹集收入为主,不同的认识会导致个税设计不一样,导致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也会不同。

  刘尚希:税收作为财政的一部分,从财政的角度来说,任何税种首先应当是要筹集收入,怎么筹集收入?公平地筹集收入、低成本筹集收入,不要让大家感觉不公,挖空心思去偷逃税避税。同时为了方便征收管理,个人所得税应该越简单越好。搞得很复杂,逃税避税空间就很大,像美国个人所得税太复杂了,百分之八九十的家庭都得雇税务师替他纳税,社会成本很高。当然养活了一大批人,几十万上百万的人替纳税人来提供缴税服务,如果要培养这样一个服务产业,可以搞很复杂的个税制度,但从整个社会效率来说是不划算的,而且会导致新的不公平。

  所以尽可能简单明了。简单明了是税制改革早就提出来的原则,也是全球的方向。美国早期的个税也是十几个累进级次,现在也大大简化了,只剩五级。我们原来也是九级,现在七级了。简化到极致就不是累进税而是比例税或单一税。比如俄罗斯就采用单一税率。税制大大简化后,偷逃税动机也没有了,筹集收入的功能大大强化,征税成本大大降低,但可能和一些人想法不吻合,公平、调节收入的作用可能弱化了。所以,要确定好定位,如果想要利用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只能设计得比较复杂,要考虑到不同家庭的情况,并设计各种条款,但是越复杂,漏洞越多,偷税漏税动机就越强烈,促进公平的作用也会同时弱化,甚至起反作用。

  刘尚希:如果过分去追求调节收入差距目标,可能会导致税制设计非常复杂,操作起来成本会非常高,实际上反而给一些人提供了偷逃税的机会。所以调节收入分配的目标是把双刃剑,它是有条件的。

  凤凰网财经:最近几年来看,间接税的改革进程还比较快,直接税改革非常慢,为什么? 刘尚希:直接税改革,比如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明确了十多年了,改起来难度很大,凡是涉及到个人都复杂,涉及到千家万户,所以敏感。

  凤凰网财经:是不是因为间接税改革比较难,所以导致中国税制结构,企业税负较重,财政收入也更多靠企业纳税?

  刘尚希:这是一个伪命题。假如需要收税的钱是一定的,更多从个人还是企业口袋里掏腰包是一个替换的问题。如果让个人多交税,个人纳税来自于收入,它最终会转嫁到企业那儿去,要求加工资,企业的人力成本会提高,人力成本提高,利润也变薄了,结果都是一样的。有观点认为美国企业负担轻,因为它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其实,个人所得税为主意味着工资高,所以美国企业的人力成本高,与这个是有关联的。中国企业缴纳的税多,个人缴纳的税少,但中国的人力成本比较便宜,税制若转换,就该快速提工资。

  凤凰网财经:目前许多观点也认为,未来的改革方向是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

  刘尚希:其实也不一定。为什么说间接税比重一定要降,直接税比重一定要升,首先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人均收入水平上去了,即使税制没发生变化,能交税的人多了,个人所得税自然会增加。比如起征点三千五,这几年居民收入增加了,起征点没调,超过三千五以上的人越来越多了,交税的人多了,直接税肯定增加,比重也上去了。所以直接税比重是与发展阶段的收入水平直接相联系的。通过改革强制性地提高个人所得税比重,就相当于抓住自己的头把自己拔起来,是不可能的事。这主要不是一个改革问题,而是一个发展水平的问题。

  截至2016年,中国千万高净值人群总数达到134万人,同比增长10.7%。未来五年,中国个人境外资产配置比例可能将从目前的4.8%上升到9.4%左右,新增市场规模将大约为13万亿元。由于传统观念、文化偏好及其他因素,中国富裕人群目前的境外资产配置首选不动产和保险类投资品种(境外保单)。

  优惠的税收政策、开放金融环境导致香港成为一个险种丰富且客户国籍多元化的离岸保单市场,加之地理因素和语言文化的相通性,香港目前是大陆居民配置海外保单的首选之地。

  从资产配置的特征来看,高净值人群的部分资产是以安全、保值为主要目标的“绝对资产”,保单是不同财产量级的富裕阶层都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配置的安全资产,因此,随着中国高净值人群的扩大,对保单类产品的配置需求也在增加。

  目前高净值人群平均海外投资金额近400万元人民币,其中外汇存款的投资比例最高,占比31%;其次是基金,占比15%;保险排名第三,占比13%。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之一,自由开放的金融环境和相对优惠的税收政策使得香港保单的费率相对较低、保障内容较为丰富、同时可采用全球化的投资方式以及不同币种的计价方式,因此,香港地区多年来一直是各国居民境外金融投资的热门选项。由于语言文化和地域优势,香港保单近年来也受到内地居民的热捧。截止至2016年前三季度,内地居民在香港投保了价值490亿港币的人寿保单,占香港同期新售保单保费的37%。

  作为一种金融产品,推销员在保险计划书里测算出来的保单“高收益”通常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香港常见的英式分红保单中,其高收益来自非保证现金价值,仅仅是名义上的“高回报”,实际收益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此,购置保单时应以保障风险为出发点,不应追求分红类保险所谓的高回报率,同时要考虑自身财务短期流行性情况,尽量避免发生退保损失。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地区有着自由开放的金融环境,香港保单的保险费率相对较低、保障内容较丰富、同时采用了更全球化的投资方式以及不同币种的计价方式,香港地区多年来一直是各国居民境外金融投资的热门选项。由于语言文化和地域优势,香港保单近年来也受到内地居民的热捧。

  香港是全球最发达的保险市场之一,保险覆盖率全球领先。从保险密度来看,2016年香港保险市场保险密度(人均保费)超过6万港元,排名亚洲第一,全球第三。从保险深度来看,2016年香港保险市场保险深度(保费占GDP比重)约为18%,排名亚洲第二,全球第三。

  香港保费收入近年来快速增长,大陆居民是其主要推动力。2016年香港保险业毛保费达4301港元,同比增加21%,其中长期有效业务毛保费同比增长24.36%,至3846亿港元。而香港保费收入的快速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大陆居民的贡献,2016年前三季度,大陆居民在香港投保了价值489亿港币的人寿保单,占香港同期新售保单保费的37%。

  香港保险业务分为长期保险业务和一般保险业务。长期保险业务包括个人人寿业务(占94.7%)、团体人寿及退休计划业务、年金及其他业务,长期保险业务近年来快速增长,2016年长期保险业务保费约占香港保费总收入的90%。一般保险业务包括意外及健康、汽车、飞机、船舶、货运、财产损失等10大类,其中保费业务前三位的分别为财产损失(占24.0%)、货运(占18.2%)、意外及健康(占12.0%)。总体而言,长期个人人寿业务是香港保险市场的主流产品。

  从各险种的分布来看,香港个人人寿业务以非投资相连的终身保险为主。个人寿险业务一般分为投资相连类业务和非投资相连类业务,2016年非投资相连业务的保费约占个人寿险保费的87.64%。而非投资相连保险又可分为终身保险、储蓄保险、定期保险及其他,其中2016年终身保险保费占个人寿险保费的50.39%,是占比最高的险种。

  香港保险公司注册地分布在全球各地,市场的国际化程度高。截止至2017年上半年,香港地区共有159家独授权保险人,其注册地分布在全球23个国家及地区,前三名依次为中国香港(88家)、百慕大(12家)、美国(11家)。其中,从事纯一般业务、纯长期业务及综合业务的分别有49家、93家及19家。

  从市场集中度来看,长期业务中约有80%的保额集中在前十大保险公司。以2016年香港保险公司的全年长期业务保额为准,前十大保险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为79.11%,长期业务保额总数为4.67万亿美元,而排名前两位的友邦(国际)及保诚保险的长期业务保额均超过1万亿美元。同时从前十大险企的注册地来看,有6家公司的注册地均为百慕大。

  香港保险市场的监管一直是保险行业监管的典范,采用监管立法,行业自律为主,他律引导的方式维护香港保险业的有序发展。1990年设立的保险业监理处是第一个专门规管香港保险业的政府部门,负责执行《保险公司条例》。2017年6月26日,香港保险业监督局取代香港保险业监理处,对香港保险公司实行规管。在交接日起计的两年内,保监局将会从三个自律规管机构接手规管保险中介人的工作,进一步完善香港保险业的规管框架,促进其稳健发展。同时新成立的香港独立保监局(IIA)也计划与大陆保监会开展跨境监管合作,以保障占比超过香港新售人寿保单五分之二的数千名大陆投保人的合法权益。

  随着近年来私人财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保险作为一种以安全为主要诉求的理财产品,逐渐成为资产配置的重要品种之一。香港保险产品之所以受大陆居民追捧,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1)香港保险市场发展成熟,产品丰富,监管规范;2)香港的税收制度使得保险产品的避税功能相对较强;3)美元或港币保单可以对冲宏观经济风险和汇率风险。4)成熟的保单贷款市场可以帮助有融资需求的投保客户实现期限较长的融资功能;

  2016年,中国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规模为126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为同气国民生产总值的1.7倍。其中高净值家庭数量超过210万,拥有的可投资金融资产总量占中国总体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总量的43%。过去10年中,中国个人和高净值人士财富以约20%的年均增长率迅速积累。预计到2021年,中国将形成一个总规模达110万亿的高净值财富管理市场。

  按照功能划分,香港市场的险种主要包括保障型保险和投资型保险。保障型保险是重点提供死亡、疾病、意外保险金的保险,如医疗险、重大疾病险、人寿险、意外伤害保险等。而投资型保险是指有收益功能的保险,包括储蓄分红险、投资相连保险、万能保险等。分红保险的收益以派发现金或者增加保额的方式体现;万能保险和投资相连保险,则将保险费明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保险保障,另一部分用于投资,收益在投资账户中体现。其中万能保险的储蓄投资由公司操作,有一个浮动的保证收益率;投资相连保险的储蓄投资由投保人自主选择投资组合,收益波动性较大。

  目前最受大陆居民追捧的保险产品主要有两类,一是以保障为主的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二是投资属性较强的终身储蓄分红保险。与大陆的同类险种相比,香港储蓄分红保险的种类丰富且在保额相同的情况下保费更低。

  香港保险产品的保费低廉和监管规则有关。香港对保险产品定价和投资管理等“前端”业务不设限制,香港保险业在保单定价和投资管理上完全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这是香港保险产品具有价格优势的主要原因。

  此外,香港保险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还与险企经营费用相对较低有关。一般来说,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用主要分为销售佣金和管理费用两部分。香港保险市场发展成熟,“产销分离”。产品销售通常外包给低成本高效率的专业保险经纪公司或独立的理财顾问(截止至2017年6月,香港共有761名获授权保险经纪公司,2447家保险代理商)。这种模式的经营成本明显低于靠自身的销售团队来推广产品。

  关于税收,以下三方面问题是投保者主要考虑的:1)保险赔款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2)保险的年金及分红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3)被保人死后,保险金是否需要缴纳遗产税?

  目前香港地区的保险均不需要缴纳所得税和遗产税。香港地区法律规定,以被保险人死亡为标的的人寿保险所得赔偿款,不属于受益人的应纳税所得,不需要缴纳香港个人所得税,并且香港境内不对保险金和分红征税。自2006年起,香港取消遗产税。如果选择在香港地区购买保单,并且明确指定受益人,受益人在被保人身故后领取的保险金则不需要纳税。

  中国大陆目前保险赔款免纳个人所得税。对于保险年金及分红,目前中国国税局没有出台明确的征税规定,但未来有可能存在征税的风险。在遗产税方面,大陆于2004年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2010年对其进行了修订。目前遗产税的具体政策还未出台,如果根据修订后的草案来执行,遗产税将以累进税制的方式起征:80万元以下免征,80万至200万元、200万至500万元、500万至1000万元以及超过1000万元的适用税率分别为20%、30%、40%、50%。但一般来说,人寿保险不属于遗产范畴。

  一般来说,香港的保费贷款额度为现金价值的80%-90%之间,而选择用趸交(一次性付清保费)的方式购买大额保单时,保单生效当日,其现金价值可达保费的80%左右,因此最终获得的融资额可为保费的60%-70%。一些需要资金融通的投保人必要时可用保单进行融资。

  由于香港保单以港币或美元计价,购买香港保单,能够满足部分高净值人群对冲宏观风险,实现资产配置多元化的需求。相对于海外置业,具有投资属性的保单在资金灵活运用方面有一定优势。比如保障成分较少的储蓄分红产品,可以随时取现,保单可以随时抵押贷款。

  一些保险产品推出时含有“分红部分”,个别产品计划书上的预测“长期回报率”甚至在6%以上。如果细究其分红收益的来源,派发分红的条件,可以发现所谓的“高回报率”实则源于非保证的分红部分,而这部分的收益取决于公司当年的投资情况、利润分配策略和市场利率走势,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香港保险产品以英式分红为主,流动性和透明性不足。分红保险产品的分红方式主要有美式红利和英式红利两种:美式红利以现金形式派发,透明性和灵活性较大,保险公司根据每会计年度由死差、利差和费差所产生的可分配盈余,按各保单的盈余占比派发可随时提取的现金红利;而英式红利以增加保单金额的方式派发,确定性和灵活性较弱,其红利部分需待受益人身故后进行兑付,若以现金形式提前兑付,则需按各保险公司确定的折现率进行折现。

  其次,英式分红保单的“高回报”来自非保证收益。在英式分红下,保单的现金价值(退保时取得的现金价值)主要包括三方面:

  2)非保证归原红利=复归红利面值*现金价值折扣率,复归红利面值=(保额*复归红利率)+上一年复归红利面值*(1+复归红利率);

  3)非保证终期红利=终期红利面值*现金价值折扣率,终期红利面值=(保额+复归红利面值)*终期红利率。

  英式分红产品的现金价值主要来自非保证部分。以香港某保险公司的一款储蓄计划为例,假设一位30岁不抽烟的男性,以整付保费的形式购买该终身保险,总保费为239,983港元,累计红利率为0.90%,于2016年生效,则未来5-50年保单终结时,保单的现金价值及回报率如下:

  可以看出,未来5-50年间,保证现金价值占总现金价值的比例自53.87%下滑至5.51%,保证回报率在保单生效25年后才升至0以上,而总回报却从0.65%上升至6.75%,换一句话说,该保单的高回报主要来自于非保证现金价值的贡献,仅是名义上的“高回报”。也就是说,购买该保单的这位投保人,如果没有遇上意外身故,而是平安活到老年。那么,他60岁以后,80%以上的保单现金价值是没有保障的,70岁以后,90%的现金价值是没有保障的,80岁以后,95%的保单现金价值都是没有保障的。

  此外,香港保单不仅非保证现金价值的波动性较大。而且短期流动性很差,也就是说,如果10年之内发生退保,那么投保人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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